1937年，19岁的少女，麻木地张开大腿——拍下这张照片的不是日寇，是鼓楼医院的女医师，43岁的鲍恩典。
1938年初的南京，鼓楼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也盖不住的腐臭。
美国医生鲍恩典坐在办公桌前，钢笔尖在病历纸上悬停了很久，墨水晕开一个小黑点。
她来中国已经19年，从协和医学院毕业时的意气风发，到如今沉稳冷静，见过无数病痛生死，却在这个冬天第一次感到双手止不住地颤抖。
担架上抬进来的那个女孩，看起来不过十九岁。
瘦得像片枯叶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仿佛灵魂早就离开了躯体，那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名普通学生。
南京城破之前，她还抱着课本穿梭在校园里，憧憬着毕业后的生活。
十二月十三日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她和六千多难民挤进所谓的安全区，以为国际红十字的旗帜能挡住子弹和刺刀。
结果日军闯进来抓人时，那些旗帜还不如一块破布。
那天夜里，她和几个女同学被赶上卡车，说是去做苦力，其实是被拖进了魔窟。
整整38天，她们像牲畜一样被关在兵营里。
谁敢反抗，烟头就按在皮肤上。
谁敢哭喊，刺刀就架在脖子上。
鲍恩典后来在日记里写道，这个女孩送来时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肉，脓血把破烂的棉衣黏在伤口上，揭下来时连皮带肉。
当女孩机械地掀开衣襟接受检查时，整个病房的空气都凝固了。
这不是战场上的刀伤枪伤，是人性彻底泯灭后留下的印记。
更让人心寒的是，当记者举起相机要记录这滔天罪行时，这个早已麻木的女孩竟然主动配合，掀开病号服，张开双腿。
她不是不知道羞耻，她是要让全世界看看，那些自称文明国家的军人，究竟干出了什么猪狗不如的行径。
鲍恩典冲出病房，扶着墙壁干呕，胃里空空如也，只能吐出酸水。
她第一次意识到，有些罪恶，医学救不了。
鲍恩典本可以跟着美国使馆的撤侨船回国。
1937年11月，大部分外籍人士都走了，医院里只剩下她和四名美籍同事，加上二十几名中国医护。
他们完全可以离开这座人间地狱，回到安全的家乡。
但她收拾行李时犹豫了，最后把箱子锁进柜子，选择留下来，她说，这里的人更需要医生。
鼓楼医院成了炼狱里唯一的光。
每天涌进来的伤员数以百计，大多是遭受暴行的妇女儿童。
鲍恩典的日记足足写了四百多页，每一页都在滴血。
她记录下一个九岁的小女孩，下体被刺刀捅烂。
记录下一个怀孕七个月的母亲，被糟蹋后流产，丈夫阻拦被当场刺死。
记录着日军把婴儿扔进火堆，逼着母亲在旁边观看取乐。
最刺痛她的是基督徒李秀英，拼死反抗身中37刀，腹中胎儿没能保住。
鲍恩典从她的伤口里，清出了半张染血的《圣经》纸页。
鲍恩典知道，如果被日军发现，所有人都会没命。
但他们还是冒险拍下了照片，收集证据。
那张著名的十九岁少女的照片，拍摄时鲍恩典特意用纱布遮住了她的脸，保护了她仅存的尊严。
照片里没有施暴者的面孔，只有伤痕累累的身体，但这比任何全景照片都更有力量。
这些铁证在美国纳什维尔教会档案馆沉睡了六十年。
直到2006年，当人们重新翻开这些泛黄的纸页，那段被某些人试图抹杀的历史，又一次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呐喊。
张纯如在《南京大屠杀》里列出的数字冰冷而残酷。
短短42天，集体屠杀28起，零散屠杀858起，凌辱案件超过两万起，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惨死。
如今，日本右翼还在教科书里淡化这段历史，说那是“进出”而非侵略。
他们敢看鲍恩典日记里显微镜下的细胞切片吗？
敢看约翰·马吉拍下的动态影像，敢看拉贝日记里夹带的血衣碎片吗？
2022年，美国一个典当行老板发现的日军相册，三十多张彩色照片里，有狞笑的士兵，有堆积如山的尸体，有无辜被杀的婴儿。
这些证据筑成了一道钢铁长城，侵略者想赖，赖不掉，想忘，忘不了。
现在的南京，鼓楼医院旧址的梧桐树又长高了。
当年掩埋尸体的沟壑，早已被青草覆盖。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上的灯，一盏接一盏熄灭，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平均年龄已超过92岁。
那个十九岁的女孩后来怎么样了？
鲍恩典的日记里没有结局，只留下威尔逊医生的一句话：“她坐在窗边问我，医生，地狱会比这里更可怕吗？”
这个问题像一把钝刀，割在每个有良知的人心上。
鲍恩典1941年后离开中国，带回国的除了这些日记，还有一生的创伤记忆。
她至死都记得那些在寒冬里赤身跪雪的士兵，记得那些被逼疯的母亲，记得那个用最后一点力气揭露罪恶的十九岁少女。
历史不该被遗忘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告诉那些施暴者的后代。
你们祖先犯下的罪，铁证如山。
我们也必须告诉世界——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，是无数像鲍恩典这样善良的人，用勇气和生命换来的。
只有铭记，才是对三十万亡魂最好的祭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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